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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受访专家指出，人脸、指纹等生物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只有在具有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明确取得个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够收集。而游泳馆等体育健身服务场所，是否收集人脸信息与消费者入场消费、接受服务并不必然构成关联，因此不应强制收集人脸信息等生物信息。这类经营场所普遍存在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现象应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加强网络监测和线下实地执法检查，对违法行为及时查处。

“在合法收集程序方面，首先，服务场所收集处理生物信息，应当事前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并对处理情况进行记录。其次，服务场所需获得个人单独同意，单独同意是指独立且明确的、没有混同其他个人信息的专项同意。有法律、行政法规要求时应当获得个人书面同意。最后，在履行个人信息处理一般告知义务的基础上，服务场所需向个人告知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必要性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孙莹说，在合法收集和使用的界限方面，应遵循“特定目的”与“充分必要性”要求，即收集的生物信息应当与提供服务的目的相关，并且限于最小必要范围。

孙莹指出，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以个人不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或者撤回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除非处理个人信息属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游泳馆、健身房等体育健身服务场所并不必然依赖人脸识别技术来实现其核心服务功能（如提供游泳场地、健身器材使用等），传统的会员卡、门禁卡等方式同样可以用于身份识别和服务管理，人脸识别信息收集并非其提供产品或服务必需。因此，在用户不愿提供人脸识别相关信息的情况下，服务场所不能拒绝提供相应服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如果收集人脸信息导致用户信息泄露，服务场所存在过错，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旦出现信息泄露亚精产品免费一三三三区，应当及时向网信部门和用户报告信息泄露的具体情况。此外，如果服务提供者存在故意泄露、恶意怠于管理信息安全等情形，服务场所及其相关负责人将面临行政处罚，严重的还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如今年6月，上海市网信、市场监管等协同多个部门启动“亮剑浦江·2024”消费领域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专项执法行动，明确提出公共场所“不刷脸为原则、刷脸为例外”“收集端总体减量、存储端确保安全”的治理目标，同时还强调遵循“为公共安全所必需”“有法律依据”“做到单独告知”等三大原则。上海已推动全市70余家公共体育场馆，1200余个游泳馆、健身场所完成“强制性”“滥用化”刷脸的自查整改。

赵精武认为，针对违规收集和使用个人生物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现行立法已经规定得较为充分，现阶段更重要的是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推动各类个人信息处理者树立正确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充分发挥地方网信部门的监管功能，严厉打击不提供个人生物信息就拒绝提供服务的经营场所；同时，网信部门应当结合监管实践定期对外公布个人信息业务合规指南和过度收集个人信息黑名单。

“立法层面应细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使用等环节的责任义务，通过高额罚款强化威慑作用。执法层面应多部门联动协同，提升监测技术，强化日常检查与违规查处力度。”孙莹建议，还可通过行业协会结合国家标准制定相关文件，要求服务机构自律，构建内部安全管理制度，明确信息收集、使用、存储等各个环节的操作规范和责任人员，确保生物信息合法、安全收集和使用。

在孙莹看来，现有法律法规对生物识别信息处理采纳“原则允许模式”，在保障人脸、指纹等敏感性个人信息方面具有一定局限性。未来有必要对现行的生物信息处理模式进行重新审视，考虑“原则禁止模式”可能性，对游泳馆、健身馆等经营服务场所原则禁止其收集、使用人脸识别这一高敏感性个人信息，仅在法律有例外规定时可以突破限制。

“如果服务场所拒绝提供服务，消费者可通过多种途径维权。消费者可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调解不成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机构停止侵权、赔偿损失，也可依据与游泳馆、健身房等服务场所间的服务合同提起诉讼。此外，消费者可向市场监管或网信部门反映，由其调查处罚，或通过媒体曝光经营者不合理行为。”孙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