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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犯罪治理迈入“轻罪时代”，如何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和标准来治理轻罪，成为学术热议话题。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会长胡云腾在研讨会上表示，轻罪问题是当前刑事诉讼法实施的主要问题，轻罪的治理也应当重程序，“不能因为是轻罪，程序就可以简单，律师辩护权就可以克减xx研究所，程序公正同样应当引起重视”。

2023年刑事诉讼法领域的一个高频词是“轻罪治理”。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总量虽然长期高位运行xx研究所，但总体呈现“多而不重”态势，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严重暴力犯罪从1999 年的16.2 万人下降至2023年的6.1万人，占比从25.1%下降至3.6%。与此同时xx研究所，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罪案件人数占比从1999年的54.4%上升至2023年的82.3%。其中，危险驾驶罪、盗窃罪、帮信罪、掩隐罪、诈骗罪合计占审查起诉案件的53.7%。

轻罪治理体系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正确看待和处理醉驾问题。澎湃新闻注意到，近年来，危险驾驶罪逐步成为我国刑法体系中发案数第一的罪名，2023年xx研究所，危险驾驶罪上升15.25%。对于每年近30万人因醉驾而入罪并承担犯罪附带后果（如开除公职、吊销执业资格、解除劳动合同、子女就业受限等）等问题，社会上出现的争议和非议越来越多。

比如，有学者认为应当废除犯罪附随后果等相关制度，认为作为一种隐性的惩罚措施，犯罪附随后果以犯罪附随后果的形式广泛存在，应对其进行废除。但更多的学者是主张对犯罪附随后果制度进行优化。例如，有学者认为“刑罚体量轻而附随后果苛重”的倒挂现象阻碍着轻罪治理体系的构建，应将犯罪附随后果的功能定位于监管性，借助刑法规制使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适用实现协调化、规范化，同时需要构建复权制度与前科消灭一同化解规范性评价。

“我们现在刑事诉讼法实施当中最容易出问题就是轻罪问题xx研究所，因为认为罪很轻，所以就办得粗糙一点、不公正一点。”胡云腾表示，从立法上来讲，轻罪的标准、范围到底如何界定、控制还没有统一的认识，轻罪问题怎么把握、处理，需要不断总结经验，“这些犯罪的人主观恶性并不大，社会危害性也不大，而且很多还是年轻的学生，把他们纳入打击范围，对国家的长治久安不利”。

报告因此提醒，面对大量的轻罪案件，我国严苛的前科处罚（前科报告、职业限制、政审等），使得很多轻罪案件展示出“轻罪不轻”、刑罚惩罚与附随后果“倒挂”的现象，“这容易把轻罪之人推向社会的对立面，使其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可以借鉴现有的针对未成年犯罪人设置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建立针对成年犯罪人的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并探索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

不过，报告也直言，目前的轻罪治理体系还处于“雷声大雨点小”阶段，虽然在刑事诉讼法领域成为高频词，但在司法实践中最值得一提的样本，除去过去的“少捕慎诉慎押”，无非就是“两高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以及对于实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刚毕业大学生等从宽处理，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联合印发的《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工作规定》三件而已。

所谓立体，是指实现轻罪处理不同层面间的协调：一是要实现实体与程序的一体协调。轻罪区分标准存在实体和程序上的疑难，应基于刑事一体化的考虑，在效果上实现实体和程序适用标准上的统一。二是要实现刑事诉讼全流程的一体协调。公检法司的职能定位不同，在推动轻罪治理体系构建的认识上可能存在不同倾向，应协同推进轻罪区分标准在诉讼中的协调适用，避免出现不同环节的标准矛盾。三是要实现治罪与治理的一体协调。将轻罪区分标准从刑事司法实务向社会治理传导，从而实现治罪与治理并重。

“轻罪的治理也应当重程序，不要因为是轻罪，程序就可以简单，律师辩护权就可以克减，轻罪程序公正同样应当引起重视。”胡云腾表示，在案件繁简分流的背景、诉讼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有一些轻罪问题处理因程序不到位，引发当事人和律师的不满，这是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刑事诉讼改革的重点应当重视程序的价值，让诉讼程序在保证司法公正方面切实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