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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姐姐乱

她说的案子是南山检察院办理的“刘某销售假冒奶瓶奶嘴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在这起案件中，针对刘某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而且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婴幼儿奶瓶奶嘴，严重危害婴幼儿等敏感群体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依法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未成年人身体健康。今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来临之际，此案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刘某的犯罪行为非常具有迷惑性，他给自己的网店起名‘某某母婴直营店’，售假时定价只比正品低一点，主打‘性价比’，比如正品价格100元左右的奶瓶，他以80-90元的价格销售，定价并没有过低，很难让人一眼认出来是假货。当有母婴店找他批发时，他又用低价进行‘走量’。”谢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经查实，刘某的货品很多都被经营母婴用品的线下实体店采购，成为售假的源头之一。

她以销售“假茅台酒”打比方：“‘茅台’是个著名商标，销售假冒茅台酒我和姐姐乱，如果不对酒本身进行鉴定，只鉴定出商标侵权，那可能只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但它到底是以次充好，还是以假充真呢？如果酒本身没有问题，没有有毒有害物质，喝了对人体没有伤害，这是没问题的，但如果它是假酒、是工业酒精勾兑的呢？那同时就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显然，后者的主观恶性更重。”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不仅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害权利人合法权益，有时还可能危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但有的犯罪嫌疑人可能认为，坐牢对他而言关系不大，更在意金钱的惩罚。”为此，办案团队提出了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想法，让犯罪嫌疑人承担惩罚性赔偿，加大违法成本，从而起到示范和警示效应。

南山检察院认为，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以是否存在对众多不特定消费者造成食品安全潜在风险为前提，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损害，也包括有重大损害风险的情形。刘某明知其销售的商品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但仍通过网络向众多消费者销售，未向消费者真实、全面地提供产品的质量、性能等重要信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此外，涉案奶瓶是用于食品的容器，属于食品相关产品，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案奶瓶违反有关禁止性规定，严重危害婴幼儿身体健康，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最高检在分析该案的典型意义时指出，婴幼儿群体是国家法律规定需要特殊、优先保护的群体。销售假冒注册商标且含有有毒有害成分的婴幼儿专用商品，不仅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还危害婴幼儿等未成年人身体健康，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坚持依法能动履职，对食品相关产品安全进行监督，严格把握公益损害认定标准，准确适用公共利益损害惩罚性赔偿，加大违法行为人的侵权成本，震慑违法犯罪。

这笔公益损害赔偿金，目前已收归国有。“公益损害赔偿金要用之于民，目前公益诉讼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深圳市依据首个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地方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公益诉讼规定》设立了生态环境保护基金，用于深圳市的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谢李表示我和姐姐乱，“检察机关也在调研，希望下一步推动食品领域的专项保护基金，让这笔赔偿金能够更好使用，保护消费者的食品药品安全。”